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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庭审直播的适度控制

[摘要] 庭审直播是人民法院通过电视、互联网或者其他公共传媒系统对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庭审过程进行图文、音频、视频同步播放,便于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案件庭审现状的播出方式。通过研究国内外庭审直播历程、与现行司法规则的冲突,确定了我国目前应该对庭审直播进行适度控          

发布时间:2019-10-31 22:01:54


[关键词]

庭审直播;冲突;适度控制    

论庭审直播的适度控制

LIU GANG QING(刘刚庆)

(河北省南宫市人民法院,河北省南宫市055750)

庭审直播是指通过电视、互联网或者其他公共传媒系统对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庭审过程以图文、音频、视频的的播放。庭审直播主要有广播、电视直播、网络图文直播和网络视频直播等形式。[1]庭审直播是司法公开的需求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改变庭审虚化、增强司法透明、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众知情权、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积极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理解、接受,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待庭审直播的态度从不要求渐变为开放,而我国更是走在了世界前沿。但同时,庭审直播是一把“双刃剑”,在没有有效的方法解决其与现行司法规则冲突的情况下,实行适度控制,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降低负面影响。

一、庭审直播的发展

(一)庭审直播的国际视角

1994年1月18日-20日,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与会的23个国家的39位杰出法学家和媒体代表在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司法与律师独立中心召集下,在审视探讨1985年《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原则》制定协调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准则时,所确立的《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中规定:基本规则并不排除对因私人原因而进行的调解与协商过程的录音、录像;基本规则并不要求有对庭审过程现场直播或现场录像的权利。同年9月10日,世界刑法协会在里约热内卢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可能产生这种影响,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形。[2]由此可见庭审直播在国际准则中是一项选择性的程序,而并不是必须的基本要求。

现实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是否允许对案件的庭审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和直播,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模式。一是以美国州法院系统和意大利为代表的开放加例外模式,即原则上允许对庭审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但又同时规定若干禁止情形加以限制;二是以法国、日本、荷兰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禁止加例外模式,即原则上禁止对法庭进行摄影或录音录像,但是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例外进行;三是以英国、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和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的决定禁止模式,即明确禁止媒体对法庭庭审进行拍摄。[3]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许多国家都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个由禁止到开放的过程。如英国《1925年刑事司法法》禁止电视录播法院的诉讼过程,否则就会招致藐视法庭罪的指控,所以一直以来媒体只能在案件审判结束后,通过“重新改编的戏剧”的形式重现庭审过程。2009年10月1日,英国最高法院成立伊始,就向社会宣布,为了让公众了解本国司法体制,理解大法官在法治社会的关键作用,促进法律职业的发展,将允许电视、广播对庭审进行直播,初步打开了庭审直播的大门。

(二)我国庭审直播的政策支撑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庭审直播一直持积极的态度。199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规定,经过法院批准,媒体可以进行庭审直播。1999年3月8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依法公开审理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的规定,为庭审直播提供了法定依据。200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通知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公开审判、公开宣判、庭审直播等形式,扩大审判的社会效果。2007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强审判公开工作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迫切需要;司法公正应当是“看得见的公正”,司法高效应当是“能感受的高效”,司法权威应当是“被认同的权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要求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调规范庭审直播和转播。201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第一次对庭审直播的范围、原则、程序、审核、监督管理、沟通协调以及技术保障和服务作出了全面规定,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普遍推行。2017年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法释〔2017〕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对2010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进行了重新修正,庭审直播纳入司法解释范畴。201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提出31条具体举措,明确要扩大庭审公开范围,推进庭审网络直播工作,通过对更多案件特别是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实行网络直播,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促进提升司法能力,深入开展法治教育。自此,我国的庭审直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

(三)我国庭审直播的历程

正是基于强大的历史和政策支撑,我国的庭审直播发展迅猛,已屹立于世界之巅。回首上个世纪,1996年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番禺“12•22”特大劫钞案首开我国庭审电视直播先河。1998年7月中央电视台对北京市一中院审理的国内十大电影制片厂诉电影著作权被侵权案进行现场直播,广州电视台对广州市中院审理的“两枪一斧”抢劫案进行了连续 3 天的直播,这两起庭审直播再次掀起了舆论的热潮。[4]进入 21 世纪后,网络技术突飞猛进发展,2002年“中国法院网”创办成为了庭审网络直播模式的先驱,2003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直播“非典第一案”开启了庭审网络直播的历程。2009年9月16日,全国首家以案件庭审直播为主要内容的“北京法院直播网”正式开通,网站在完善图文直播的基础上探索、开发网络视频直播,并与央视网、中国法院网、法治中国网站合作,通过链接进行关联。2009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首次采用官方微博的形式对东莞女白领溺死脑瘫儿的案件进行直播,实现了情与法的平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2011年3月17日,山东省莱阳法院通过“@公正莱阳”官方微博对一起买卖合同案件进行了庭审直播。接着,深圳宝安、湖南长沙、湖北巴东、海南临高、广西龙胜、山东菏泽等地法院陆续跟进。[5]2013年6月24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微博庭审直播了王书金案,7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唐慧案进行微博直播,可以说是以图文形式微博庭审直播的成功试水。2013年8月22—26日,济南中院审理薄熙来案,同时“通过170多条微博、近16万字的图文‘直播’了这场引起国内外关注的世纪审判,数亿人得以‘围观’庭审实况”,[6]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之后,微博庭审直播在各地法院“开花结果”并逐步走向规范。2013年12月11日,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正式开通,为公众提供在线庭审视频直播和录播。2016年1月7-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视频全程直播“快播”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件庭审,直播总时长达到20多个小时,直播期间累计有100余万人观看视频,最高时有4万人同时在线,27条长微博全程播报庭审情况,累计阅读次数达3600余万次。2016年9月27日,中国庭审公开网正式上线,这是继裁判文书公开、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之后的第四大司法公开平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2017年12月全国3520家法院实现全接入、全覆盖,截至2019年2月19日,全国各级法院依托中国庭审公开网累计直播案件庭审超过249万余场,网站总访问量超过145亿次。仅用两年时间,庭审直播量从7.7万场增加到超200万场[7],而且还以每天平均1万场以上的速度持续递增,目前全国法院有9万余名员额法官在该网站直播案件庭审,年直播50场以上的法官超过1万名,该网站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务类视频公开网站和全国日均网络流量最大的政务网站。

上述数据背后,是近年来中国司法公开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如今,无论身处何地,只需一台电脑、一部手机,通过互联网就可以“旁听”全国不同地方、不同辖区的人民法院庭审。可以说,虽然我国目前司法公开虽然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庭审直播上还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越。

二、当前我国庭审直播制度和司法规则的冲突

虽然庭审直播在增强司法透明、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众知情权、提升司法公信力等方面存在着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世界各国也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适用和探索,但就我国现行庭审直播制度和司法规则之间还存在着诸多的冲突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消融和化解。

一是知情权的保障和隐私权的保护之间的冲突。

无论是旁听人员参加庭审,还是庭审各种形式的直播、录播,这一切都是民众以知情权为基础的司法活动参与,从权利平等的角度看,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对每一个公开审判的案件进行旁听,但再大的审判法庭容量也毕竟有限,庭审直播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公民的旁听权和法庭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便于社会公众参与监督司法活动。但上述活动在保障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另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隐私权发生冲突。因为按照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在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关于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当事人乃至证人的个人基本信息都要在庭审过程中一一核实,案件的基本事实、相关证据也都要一一的展示、质证,这一切在没有进行直播的情况下,将会被限制在参加庭审人员加上旁听人员这一囿于法庭范围内的小圈子内公开,还倒算是有利于隐私权的保护。而一旦进行庭审直播,尤其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网络庭审直播,就会让被告人、被害人、原被告、证人等赤裸裸地展示在网络这无边无际的公开世界中,特别是直接涉及个人基本信息的内容,以及通过庭审对案件事实进行细致的展示,这些都会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泄露。

目前,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保障和当事人的隐私权保护冲突问题,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规则予以妥善解决,所以每个案件的承办法官都需要从心证的角度出发作出权衡后再予决定,决不能顾此失彼,将某一种权利极端化,否则将会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和后果。

二是言论自由权的保障与独立审判权行使之间的冲突。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同时这种自由也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行使,而不是无所束缚的恣意妄言。在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网络给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自己个性、抒发自己心声的平台,尤其是自媒体的破世爆发,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变成电视台,数亿网民的评论、观点、态度信息每天都在几亿甚是十几亿、数十亿的速度再更新,虚拟世界本就难以有效监管,如此大的信息量增幅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只能是通过重点监控和随机检索的方式进行管控,也正是有效监管的不足,“网络暴民”、“网络水军”由此而生,不用担任何责任的网络造谣、宣泄私愤、诋毁诽谤等情况屡见不鲜,言论自由被一些人渲染到了极致。

庭审网络直播在给了普通民众一个了解案件审判过程的“窗口”的同时,也给予了民众一个通过网络或其他途径来发布评论、阐述观点、批评司法甚至是谩骂、攻击的管道。由于公众限于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水平,于是大多往往是用常识和感性去判断案件的走向,而无法理性的运用法律去进行解读,面对庭审诉辩双方的激烈言辞交锋,民众的观点也往往会偏向于一方,道德标准和法律性评论之间就会出现冲突,一旦不合己意,就会超越监督的范围言论攻击,言论一旦形成舆论就会干扰、影响、甚至是绑架审判,曾经的李昌奎案、药家鑫案、邓玉娇案就都是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超出司法监督范畴,通过舆论对审判造成了干扰的负面例证。所以在解决二者的冲突方面,也需要我们依法行使独立审判权的法官们谨慎细致的处理,实现二者的相对平衡。

三是现行庭审直播规则与法律规定的冲突。

201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选择进行庭审直播、录播的范围是公众关注度较高、社会影响较大、具有法制宣传教育意义的公开审理的案件,该条同时规定了不得进行直播的四种情形:(1)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等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2)检察机关明确提出不进行庭审直播、录播并有正当理由的刑事案件;(3)当事人明确提出不进行庭审直播、录播并有正当理由的民事、行政案件;(4)其他不宜庭审直播、录播的案件。《规定》第三条还要求“人民法院进行庭审直播、录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公开范围进行,涉及未成年人、被害人或者证人保护等问题,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的,应当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修正版第十一条规定“依法公开进行的庭审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或其他公共媒体进行图文、音频、视频直播或录播:(一)公众关注度较高;(二)社会影响较大;(三)法治宣传教育意义较强。”可见,我国对于庭审直播范围的确定是通过许可加例外的方式来实现的。可是由于当前对庭审直播价值作用的过度崇拜、对庭审直播社会效果的过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唯庭审直播数量论、唯庭审直播普法效果论的规则要求,偏离了庭审直播系选择性程序而非必须行程序的规则性质,造成了与现行司法规则的冲突,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庭审直播与证人旁听之间的冲突。

关于证人不得参与庭审旁听的规定有:1.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九条规定证人、鉴定人以及准备出庭提出意见的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旁听庭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9条明确规定:“证人、鉴定人经控辩双方发问或者审判人员询问后,审判长应当告其退庭。证人、鉴定人不得旁听对本案的审理。”;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8条规定:“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通过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不论是出庭证人或不出庭证人,均不得旁听案件的法庭审理,即使是出庭作证的证人,作证后也不得旁听而必须退庭的结论。由于证人证言是言词证据,证人证言带有一定的主观意识,极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干扰和影响,因此对证人进行适当隔离,规定除了在庭审中出庭作证期间外,其余时间不允许旁听案件审理,是为了保障证人证言的客观真实性,避免证人受到其他证人或其他证据影响,改变或裁剪自己的证言。如此要求,符合心理学和认识论规律,有助于保障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反之证人若参与了案件的庭审旁听,该证人作证就会被认定无效或不被准许作证,这一点全国多地法院均有相应的案件判例作出,如韶山法院证人旁听庭审、作证资格取消[8];绵竹市法院证人端坐法庭旁听、出庭作证不被准许[9];常熟法院证人旁听庭审、作证申请驳回[10]。

为了迎合新时代,各地法院对庭审直播均作出了条款或多或少的细则规定,其均将庭审直播为常态、不直播为例外作为了基本原则。如2018年3月江苏高院下发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开展庭审网络直播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法院“以直播为原则、不直播为例外”,实现所有案件、所有法官、所有法庭全覆盖,同时江苏高院将该项工作纳入队中级法院工作综合考评,各级法院将直播情况作为审判业务部门、法官业绩考核内容,纳入院纪检监察部门审务督察、巡察范围。[11]牡丹江日报对牡丹江中院庭审直播工作进行报道中提到牡丹江法院已经初步形成“以直播为常态、不直播为例外”的工作态势。[12]天津静海区法院自2016年3月10日起,要求每个庭每个工作日至少安排一次通过互联网视频直播进行的庭审,从“选择性直播”变为“常态化直播”。[13]媒体对上述三级法院的报道,均集中于庭审直播常态化建设这一点,对此笔者并不苟同。

笔者并不是要否认这些法院进行直播常态化建设的探索和取得的成绩,只是这种过度直播的提法、做法和规定与《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修正增加的第十一条的规定相冲突,与庭审直播属选择性程序的性质相悖离,尤其是在证人作证方面与现行规定相左并存在引发证人证言不实的隐患。因为,虽然诉讼法规定证人不能旁听庭审,但证人完全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在庭审现场外的任何地方同步收听收看案件庭审的同步直播,对于当事人的陈述、其他证人证言和案件的细节可随时了解、掌握,诉讼法、法庭规则中关于证人不能旁听庭审的规定形同虚设,对证人适度隔离的初衷难以实现。更有甚者,刑事案件中未归案的嫌疑人在观看相关案件的庭审直播后,会钻法律的空子,或隐瞒其他犯罪事实主动投案求取从轻处理,或见罪重而隐匿起来以求度过追诉期间这一“危险期”。造成了部分案件难以妥善裁决。

四是审判目标异化与司法改革目标的冲突。

2018年11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的目的是推动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更加成熟定型,并明确,扩大庭审公开范围,推进庭审网络直播工作,通过对更多案件特别是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实行网络直播,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促进提升司法能力,深入开展法治教育。而当前一些法院将微博庭审直播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规定了微博庭审直播案件的数量和每次直播发布的微博条数,使得直播变为一种任务。在这样的环境下,法院难免会为完成任务而将庭审直播形式化,片面追求数量而不重质量,过度追求网络庭审直播的数量必然会使法庭审判滑向形式主义司法的深渊,使得网络直播庭审沦为作秀和剧场,偏离司法改革的轨道。

三、庭审直播适度控制做法的建议

一是提高隐私权保护的重视程度,妥善处理好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之间关系的处理尚无明确规定。从国外的做法看,大都倾向于对公众的知情权实行优先保护原则,即根据价值取向,公众的利益显然高于个人的利益,任何人都不能借口保护个人隐私而剥夺公众了解案情真相的权利。 由于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还非常不到位,因此,直播案件时要妥善处理好保障公众对案件的知情权和保护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的隐私权的关系。 

二是细化庭审直播案件范围,遏制为了数字和政绩而强调过度常态化直播的势头。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庭审直播适用许可加例外方式的必要性,目前可以进行庭审直播的案件范围是“公众关注度较高、社会影响较大、具有法制宣传教育意义的公开审理的案件”,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大案要案在不与其他司法价值相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庭审直播的重点,但对于不符合公开审判条件的案件,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这是底线。同时,对于可能影响证人人身安全、证据固定,存在传播犯罪方法可能的、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等情况的,也不应当采取直播的方式。绝不能为了数字、任务,适用法无明文禁止皆可为的原则,要求所有非法定禁止公开的案件以外全部直播,要综合考量案件的客观实际、评估是否存在相应风险的前提下决定是否进行直播。

三是层级化案件公开程度以合理确定庭审直播方式。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在公开审判程序上并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在公开审理程度上的选择,只是简单的规定了公开与不公开,于是是否允许媒体报道,报道时是否允许录音录像记录都由法院、法官决定,由此导致案件庭审直播方式的选择适用存在不合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公开审理案件的公开程度进行更为细致的层级划分,譬如可以将案件的公开程度划分为“可以进行视频直播——只能进行录音直播——只能图文直播——只能进行文字直播——不能直播”等五级,然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的一案一审核制度,将庭审直播的审核纳入院庭长的监督监管范围,既可以科学选择案件庭审直播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管控风险。

总之,庭审直播对于落实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乃至树立司法权威、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庭审直播只是司法公开这一基本原则之中审判公开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一种非必须的程序,很多情况下会因公正程序、公共利益和当事人正当权益的保护而被禁止。直播绝不应该过度。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 杨建文,《让法治之声传得更远-怎么看庭审直播》,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6月13日版.

[2]《人民检察》,1995年第4期.

[3]高一飞、龙飞,《司法公开基本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4]张爱凤 ,《让电视庭审直播走向“深度报道”》,载《电影评介》2006 年第 14 期.

[5]林平,《专家谈微博直播庭审 :要尽可能做到不改动》,2013 年 10 月 9 日,载法制网http:// www.legaldaily.com.cn.

[6]高一飞 ,《从录音直播到微博直播——兼谈薄熙来案庭审直播的意义》,载《新闻记者》2013 年第 10 期.

[7]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庭审直播给中国司法带来了什么》,载经济日报2019年2月20日版.

[8]韶山新闻网,http://www.shaoshan.gov.cn,2014年7月18日.

[9]四川新闻网,http://www.newssc.org;2018年07月19日.

[10]江苏法制报, 2018年7月30日第1版.

[11]人民日报,2018年6月12日 第09版.

[12]牡丹江日报,2017年11月29日,第2版.

[13]《天津静海区法院:实现庭审网络直播常态化》,2016年3月15日,载中国法院网chinacou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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